據國際人道援助機構樂施會Ox－fam統計，全球最富有的26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全世界收入較低的一半人群的財富總和！當今世界不平等問題之嚴重可見一斑。
收入、財富和機遇不平等現象本身已經讓民眾對當今世界經濟分配的正當性產生懷疑，而巨富人群和跨國企業逃避稅收的問題更是暴露了經濟制度中的漏洞，加劇了人們對精英的不信任與不滿意。加上近些年來的全球化規則讓資本得以在世界範圍內尋求收益規避監管，而普通勞動者只能被禁錮在本土市場，二者議價權的此消彼長，更是讓各國對資本趨之若鶩，卻疏於對勞動者的保障和支持。
在此背景下，潛心研究不平等問題多年的法國經濟學家賽斯（Emmanuel Saez）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不公的勝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How the Rich Dodge Taxes and How to Make Them Pay）一書中探討了積習已深的巨富階層和跨國企業逃稅問題，並提出了恢復全球“稅收正義”的倡議。
不成匹配的收入與稅收
近些年，全球民粹主義興起，保護主義抬頭，究其原因，與中產階級縮水和貧富差距擴大有很大關係。以美國為例，1980年代初，1%的巨富人群財富佔全國總量的比例為10%，這大大低於收入底端50%人群的財富總佔比。而到了2018年，巨富人群的財富比例一躍飆升至全國20%，而底端一半美國人的財富佔比一路下滑，目前僅佔全國的12%左右。經濟模式和社會關係的轉變，使得收入的兩極分化成了這些年的一大趨勢。
而貧富差距的擴大，卻並沒有帶來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的相應變革。原本對高收入徵稅較高的“累進”稅收體系逐漸受到侵蝕，漸漸退化成了實際上“累退”的稅收制度。例如，美國前400名富豪1960年的平均稅收接近60%，這一稅率半個世紀來不斷下降，直至今天的20%左右，而處在收入底端50%的人群平均稅率則一直維持在20%，甚至稍有增加。換言之，今天美國富豪們的平均稅率，要低於美國中產階級，這種“怪狀”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作者一針見血地寫道：“這完全是財閥統治下的稅收制度。收入頂端的稅率低至20%，這就意味着財富可以不受阻攔地流向富人，富人的權利會不斷擴大，包括他們影響政策和左右政治的權力”。
如果說個人稅收體系的累退是國家政治的失靈，那麼跨國企業規避稅收的崛起則是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缺陷。
據塞斯和祖克曼計算，全球約有6千億美元的跨國企業利潤為了避稅目的被人為轉移到了避稅天堂國家，佔總利潤比例的40%之多。美國企業海外利潤更是有高達60%被轉移到了避稅天堂，如果細讀公司財報，我們便不難發現這樣的滑稽數據：美國企業在百慕大的利潤額，要高於其在英國、日本、法國、墨西哥利潤的總和！而這皆歸因於百慕大企業稅為零。
曾幾何時，各國企業遵守註冊地稅法，即使是擁有跨國業務的企業也不會大規模避稅。直到20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美國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在國家收入中的佔比相當，而這兩種稅收在1960年代開始逐漸偏離，個人所得稅總額今天是企業所得稅的10倍之多。不管是由於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高企，股東權益理論的興起，還是之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跨國企業開始逐漸主動地開展全球避稅策略。他們通過轉移支付、向低稅率國家分公司發放貸款、轉移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等手段，將大量的海外利潤人為地轉移到了地稅收地區，從而達到降低集團總稅收額的效果。
這一舉動，表面上降低了公司稅額，增加了股東權益，而實際上是對各個主權國家稅基的侵蝕，國家無法向企業徵收相應稅收，便需要從其他渠道尋求資源，這樣一來，更多負擔往往落到了勞動者的頭上。雖然各國為了吸引跨國企業屢次降低企業稅率，但目前來看收效甚微，塞斯和祖克曼將其形象地稱為“國家主權的商業化”。
稅收改革何去何從
人們對全球化的不滿，歸根結底源自現有全球化的部分規則，而稅收系統的缺陷正是這類規則之一。作者在書中對如何改革稅收系統提出了詳盡的建議。
不論是投資公共設施和公共事務，增強社會保障體系，還是應對公共衛生或是氣候危機，公共投入的重要性已在當代經濟中日漸顯現了出來，以合理的手段對收入高的個人和集體徵稅是公平和繁榮社會中的重要環節。
當今的國際稅務體系源自一百年前，遠不能適應變化中的全球經濟。除了增強偷稅漏稅監管，加強國際合作等手段，對於跨國企業，作者還提議按照以企業在各國銷售額比率為基準徵收企業稅，雖然並非完美方案，但這一方案遠比大量紙面利潤被轉移到避稅天堂要來的合理。對於各國個人稅收改革，作者建議填補漏洞、簡化流程，以“相同收入相同稅率”的原則徵稅，這就意味着股票分紅、資本收益、商業收益、租金、利息等收入來源需要去除繁瑣的徵收規則，而和勞動收入一樣遵循累進原則。除此以外，作者大力推進對資產達到千萬級別的巨富人群徵收財富稅，而這種對財富“存量”的稅收正是為了避免對不同收入來源的調整和操縱使得“老闆交稅少於秘書”的荒謬現實。
2016年的美國大選辯論中 ，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就共和黨首選人特朗普的稅收問題提出發問，指責後者逃避稅收。而對此，特朗普平淡地說“少交稅是因為我聰明。”支持者也許會為特朗普聰明避稅而喝彩，殊不知，富人少交稅正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一大問題。塞斯和祖克曼在《不公的勝利》中找出了癥結，併為改革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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